为张炜逊“让贤”的杨亚超

　　山东省人民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张炜逊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1953年12月，冯玉祥将军遗孀、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应印度共和国政府卫生部部长拉志库马里·阿姆里特·考尔的邀请访问印度，与她随行的两位“秘书”，一是出身清华生物系（1932级）的薛公绰（原名薛容，后任外交部西欧司、非洲司副司长，卫生部外事局局长），另一位就是时任山东卫生厅副厅长的张炜逊。相信张炜逊并不是因娴熟英语而被遴选上的。

杨亚超“让贤”传佳话

　　说到人格典范，一句是司马迁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一句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先生祠堂记》）。已故著名儿科专家、山东省立医院前儿科主任杨亚超教授能当得起往昔圣贤的这两句名言。杨教授生前曾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哪怕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来争取”；“当医生就要把心思放到病人身上，顶着教授的头衔就要把力气使在学生身上”；还说：“记住，假使这个病人是你父母，你会怎么办?”句句“大音希声”！

　　2003年深秋，在这位德高望重、庶几德医双馨之完人的医学专家逝世18个月后，地处泉城南隅的山东省立医院里树起了他的铜像。这座铜像从设计制作到雄哉屹立，没有任何“官方色彩”。那是杨亚超教授1030位生前好友为其自发捐款74580元所制成的。山东省立医院儿科门诊楼前草坪上的这尊铜像是医务人员的拳拳赤心所铸成！本文在这里暂且放下杨教授的众多善行善举不叙，专门述其1950年“让贤”张炜逊之佳话。

　　1920年4月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杨亚超教授系山东阳谷人，那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的家乡。杨亚超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随后东渡扶桑，考入日本京都大学医学儿科研究生部，抗战胜利前夕回到山东，担任山东省立医院医专教师兼山东省立医院儿科医师，1945年为山东省立医院儿科负责人。

　　1948年9月24日傍晚18时济南宣告解放。当天，原国民党山东省立医院由济南特别市军管会卫生部接收，杨亚超依旧担任儿科主任，心情舒畅，全力发挥其才能。

　　济南解放后出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兼任山东省立医院院长李衡曾言：“杨亚超是个好大夫，年纪轻轻就是公认的儿科权威，大家都叫他‘小儿杨’……”当其时也，由于杨亚超管理有方，省立医院儿科工作搞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但是，杨亚超教授却要“让贤”！

　　张炜逊来到了山东省立医院儿科，杨亚超很快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熟知国际儿科学发展的杨亚超深知：美国的儿科学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如果有张炜逊这样一位精通儿科前沿学术、熟悉世界顶尖儿科学的人才来挂帅，一定会大大促进山东省立医院的儿科发展！于是杨亚超找到李衡院长，恳切陈述理由，请求院领导同意张炜逊教授来担任儿科主任一职，自己甘愿做配角，绿叶扶红花。杨亚超真情和境界使李衡院长大为感动，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杨亚超“屈居”副主任，和张炜逊配合默契，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张炜逊调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后，杨亚超才根据组织安排，重新担任儿科主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离职休养。

　　杨亚超和张炜逊的故事还没终结。当年山东省立医院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十年“文革”浩劫初期，杨亚超为“运交华盖”的张炜逊仗义执言。

　　事实上，“文革”一开始，作为“学术权威”，杨亚超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受到了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开始他十分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后来看到“红卫兵”的荒唐举动，他也就不再较真，“终日昏昏醉梦间，偷得浮生半日闲”。虽说“心情半佛半神仙”，但遇上原则问题，杨亚超可一点不含糊。有一次，他还为张炜逊的事和“造反派”发生了一次“短兵相接”的“正面冲突”。那是在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批判会”上。一个“红卫兵”战士当场亮出在张炜逊家搜出的一张美国绿卡，作为里通外国的“罪证”，将张炜逊揪到台上。眼看这位“老搭档”要遭受皮肉之苦，杨亚超当即起立大声说：“张炜逊是爱国的！”

　　“你有什么证据？”“红卫兵”满脸凶相。“理由有三……”这是杨亚超的口头禅,其实也不一定有三，“一是刚刚建国，他就突破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了；二是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大量医药英文杂志和书籍全都无偿赠送给了科里，对促进提高儿科医疗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谁能说这不是爱国行为？”说到这里，这第三条还没想出来。“你只说了两条，第三条呢？”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是某些红卫兵、造反派的惯用伎俩。“第三，第三……”轮到杨亚超“结巴”了，那个“第三”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好，只是随口一说。情急之中，也亏得杨亚超沉得住气，到底是多年的儿科主任。他急中生智，终于“编造’出来：“第三，在全院文艺活动时，他指挥我们唱过《黄河大合唱》！”

　　杨亚超此言一出，台下顿时全场大笑，弄得“红卫兵小将”们不知所措：明知杨亚超是在冠冕堂皇地“扯皮”,但是又不好发作，因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毕竟还是抗战歌曲，后来的“革命样板戏”———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是以《黄河大合唱》为基调。那帮揪斗张炜逊的“红卫兵”本来就是以张炜逊的“美国绿卡”借机发难，对于杨亚超的“搅局”有苦说不出，不得不悻悻地草草收场。

　　危难之间，挺身而出为张炜逊“辩护”，这诙谐幽默的一幕，究竟有多少事实根据，时过境迁，已无从查考，但杨亚超是张炜逊的“伯乐”、“知遇”则无从质疑。（素材源于王秀华孙诗奎：《这一座铜像———记我国著名儿科专家、山东省立医院原儿科主任杨亚超教授》，转引自：邵延彪主编，中共山东省立医院委员会编：《大医之魂：著名儿科专家杨亚超》,齐鲁书社,2003年9月第1版）（连载117·作者声明：谢绝包括各类网络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本报专稿宗道一（参与写作：彭娌娌、陆丽娜、梅蓓蕾、苏优梦、陈予倩、吴小芳、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