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0就18000吧。”聂腾飞妈妈没让周柏根去取。

　　18000块钱太重要了，倘若没有它，也许聂腾飞就创办不了盛彤公司，没有盛彤就没有后来的“三通一达”，桐庐也就成不了中国快递之乡。

远.这样的风骨

　　歌舞乡在20世纪90年代有多少钱流入快递行业，没有统计。不过有一点肯定的，除中通之外，申通、圆通、韵达的创始人，以及他们的加盟商、承包商的第一瓢“水”都是村民一家一户凑的。

　　1997年，快递还像暗夜的天空，看不到什么光亮，除申通等少有的几家快递公司之外，或惨淡经营，或赔得难以维持。例如邓德庚和哥哥要去金华建网点，需要8000元钱，他们的父母不知借了多少家才凑够。

　　2002年，圆通因资金匮乏难以维持时，张小娟的叔叔有心帮助却拿不出钱来，他就和两个哥哥一起从乡信用社贷款10万元，拿给了侄女的丈夫喻渭蛟。有了这笔钱，圆通才开通网络运输班车。圆通在低谷时，叔叔从家乡赶到上海，把6个自营的网点管了起来，从而每天多收一两千元，圆通才渐渐走出亏损，下边的加盟商和承包商才有了信心。

　　聚资能力是商人的首要素质，没有第一瓢水，看得再准的商机，再有把握的生意，再有前景的行当都等于零。让我们纳闷的是为什么在商贾富豪如云的都市借钱都比登天还难，人们宁肯送给你一笔小钱，也不肯借你一笔大钱，可是在偏僻贫穷的歌舞乡却能借得到钱？这缘于山里人的淳朴善良，缘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歌舞乡的村民穷却有志气，有骨气，有尊严。无论天井岭还是夏塘村、子胥村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们不占别人便宜，拒绝施舍，却乐于帮助乡亲。

　　像歌舞乡这样的村民借钱能赖账么，能不还么？倘若生意失败，他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还。

　　赖梅松说，他不论做木材生意，还是做中通快递，没从银行贷过一分钱。做木材生意时，遇到资金紧张，下边的员工就会主动借钱给他。员工每人都有几万元积蓄，24个人就有100多万元了。歌舞乡借款利息是两分，银行一年期的利息是9厘，赖梅松跟员工借钱只需要付1.2分的利息就可以了。有时应急，赖梅松也会跟邱飞翔借，打电话借10万元、20万元，马上就会送过来，从来不用打借条。做中通后，赖梅松和那几个股东都经常借钱给公司，而且一分利息也不要。

　　赖梅松也借钱给别人，尤其是做中通后，有许多网点都向他借过钱，蓝柏喜想买辆面包车没钱，他借给了5万元；李鑫没有一个自己的网点，赖梅松就主动提出借给他50万元钱，让他把看中的网点买下来。赖梅松说：“我有一种习惯，人家向我借钱，我认为可以借的都会借，而且借出去后不会去讨。这个就是信任的基础。你不还给我，一是以后你不好意思再开口；二是你再开口，我也不可能借给你。我爸爸也是这样。我就认为信任很重要。”

　　歌舞乡人若不讲究仁、义、礼、智、信，也就没有“三通一达”。

苑.兄弟们，浩浩荡荡去加盟

　　在中通的初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顺着申通的路子一路走来。他们以加盟制实现了网络的快速扩张。加盟制是桐庐农民快递的法宝。

　　对快递公司来说，网络平台的大小不仅决定了快递公司的规模和实力，也决定其生死存亡。这与西方有很大差别。西方的私营快递大多是直营的，而直营快递的网络是用钱砸出来的，比如联邦快递，他们创建时投以巨资，除购买飞机之外，网络建设是其资金重要的投向。

　　歌舞乡的农民都是穷人。赖梅松就算是有钱人，也不过只有几百万元。聂腾飞创办盛彤公司时，投资区区3万，仅凭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也建不起快递网络的。

　　“抱团扎堆发展”是浙江农民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弱势群体想做大做强，快速发展的必要抉择。这一文化特点不仅使得浙江的“块状特色经济”发达，也带来了成本与价格上的竞争力。

　　这些从大山走出去的村民四海为家，白天像辛勤的蜜蜂似的四处奔波，晚上几人或十几人挤在一个房间；他们不怕吃苦，为赚10元钱，肯骑着自行车往返四五十公里；他们不在意分内分外，不管多重的件，客户想放在哪儿，他们就给搬到哪儿；他们小心谨慎，即便吃了亏也不跟客户发生冲突；他们淳朴实在，容易得到客户的信任。（连载6）

（朱晓军　杨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