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集权衰落、战法守旧僵化、作战准备不足、舆论战线失利、政治短视妥协，是俄罗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失利的重要原因。这给后人留下重要启示：只有加强中央权威，才能有效避免国家的分裂；只有统筹推进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推进战法创新，才能有效打击武装分裂势力；只有重视并有效运用舆论力量，才能在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只有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坚决打击分裂势力，才能确保国家持久的稳定和发展。

　　关键词：第一次车臣战争；俄罗斯；启示

　　1994年12月11日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到1996年8月俄罗斯苦战近两年后，与车臣非法武装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和平协议》，将车臣地位问题搁置五年，战争草草收场。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虽然达到了一定政治军事目的，但也付出伤亡惨重、经济受创、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等沉重代价。为什么“强大”的俄罗斯会在“弱小”的车臣碰得头破血流？30多年后的今天，反思这样一场并不算成功的打击民族分裂势力的战争，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中央权威的衰落，就会为地方分裂势力崛起提供机会；只有加强中央权威，才能有效避免国家的分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选择了联邦制。联邦制的初衷其实是加强而非削弱中央权威。其实践经验是：强化中央集权专业职能建设和扩大人民民主权利，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和人民民主的力量制约地方政治势力的分裂倾向[1]。联邦制国家应采用依靠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舆论倾向来维护联邦，遏制地方分裂势力恶性膨胀，防止分裂割据，维护中央权威。但很明显，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的实践并不成功，这在车臣问题上有集中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彻底失控，各加盟共和国离心趋势越发明显，社会动荡此起彼伏，如第比利斯事件、费尔干纳大屠杀、维尔纽斯事件接连爆发。苏共党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崛起，疯狂攻击党中央，力图让苏共垮台，而苏联高层内部也因为分裂而争斗不休，中央权威严重下滑。1990年3月立陶宛率先独立，接着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效仿。至1990年底，15个加盟共和国均发表了独立或主权宣言。“八一九事件”后，苏联崩溃进一步加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推波助澜。叶利钦当年不断鼓励一些自治共和国独立，他在喀山对鞑靼斯坦共和国的人说“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去多少” [2]，意在瓦解苏联，提升自己的地位。但讽刺的是，这句话的恶果很快就反作用于他自己的政府身上，于是他不得不从“自由战士”转变成“国家卫士”，来应对来自俄联邦境内的各自治共和国趋向独立的挑战。

　　当年，俄联邦内部许多自治共和国利用原苏联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宪法赋予的民族自决权，试图摆脱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控制，竭力谋求国家独立。1993年6至7月间，俄联邦内部有15个民族共和国禁止其代表在制宪会议上达成的宪法草案上签字，以要挟联邦政府答应它们与中央政府平起平坐，使地方自治权变为国家主权。在此影响下，俄罗斯人的民族自我意识也迅速增长，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许多州和边疆区也要求得到与自治共和国相等的权力[3]。后来，若不是俄政府采取与一些自治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签订和平协定、恢复被迫害民族公民权利等措施，那俄罗斯就有二次解体的危险。

　　政局动荡、中央权威旁落，为地方分裂势力崛起提供了条件，与俄国素有积怨的车臣自然也要趁机生事。1991年原苏联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发动政变，建立了与俄联邦分庭抗礼的“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1993年叶利钦“炮打白宫”，解散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掌握了俄罗斯最高权力，开始腾出手来对付车臣。然而车臣战争爆发后，一些共和国仍然禁止联邦从自己的疆域里招兵或不许俄军过境，有的地区甚至直接阻挠俄军前进。凡此种种，都是80年代末以后俄罗斯（苏联）高层分裂、社会动荡、中央权威旁落、地方分裂势力兴起的后果。普京执政后，加强总统权力，改革联邦制度，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对地方控制，成为压制地方分裂势力的有效策略。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大国应重视强化中央权威，妥善处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并对地方分裂主义形成长期高压态势，避免分裂势力崛起而危害国家统一。

二、仓促应战、战法守旧，就会阻碍作战目标的达成，只有统筹推进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推进军事变革和创新，才能有效遏制武装分裂势力

　　军事领域亟需变革和创新，抱残守缺、墨守成规是军事谋划的大忌。同时，军事行动必需做好充分准备。反观第一次车臣战争，俄军这两点均未做到。

　　此前，苏军作战习惯于运用大规模装甲集群进行高强度冲击。如此“钢铁洪流”曾使对手感到窒息。但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时，“洪流”却失去了其滔滔之势。战争爆发后，俄军运用传统的装甲集群突击的战法，车臣非法武装则化整为零，在游击战中大量杀伤俄军。面对游击作战的敌人，装甲集群效用顿减，俄军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的代价。格罗兹尼巷战初期，俄军未能灵活运用以侦察兵攻占关键据点和引导炮火攻击等战术，而是直接将装甲车等地面部队投入巷战，结果损失惨重。

　　《孙膑兵法》强调，“事备而后动”[4]。不做充分的战前准备，即使武装力量再强大，也可能从“优势在我”转变成“有逝在我”。第一次车臣战争的俄军就犯了准备不足、仓促应战的用兵大忌。冷战结束前后，俄军本就装备老化、训练废弛，此次临战准备又十分仓促。在装备和物资准备上，许多俄军使用的装甲车难以适应城市巷战和山地战的需求；作战地图缺乏，不少基层军官手里连格罗兹尼和附近山地的地图都没有。在兵力调集上，战争之初俄军仓促从全国各地抽调部队，各种战斗力量临时混编在一起，缺乏统一训练和协调，彼此之间无默契可言；有的官兵之间熟悉度极低，甚至刚相识几个小时就共同走向战场。在作战指挥上，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反间谍总局等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缺乏有效协同，造成战场指挥和控制的混乱。

　　车臣非法武装由杜达耶夫等骨干人员经多年经营发展而来。这支武装虽兵员数量与装备无法与俄军相比，但此前在与亲俄的车臣反对派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长于城市巷战和山地作战。如此，曾经的“钢铁洪流”折戟于车臣，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从上述分析可知：一支部队无论看似如何“强大”，只要武备废弛，不事训练，忘记主责主业，战斗力就会急剧下降；只要脱离实际，战法守旧，不事革新，就会吞下作战失利的苦果；只要战备不足，仓促迎战，就会导致战场失败的结局。

三、舆论战场失利，就会导致真实战场上的孤立；只有重视并有效运用舆论战策略，才能在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实现战略目标

　　将中央的政策传遍地方，将本国的主张告诉世界，这是媒体的能力；战争前将黑白颠倒，杀戮前把正义披上，这也是媒体的本事。而媒体的这些作用能够最直接影响的，就是舆论。舆论战场虽不见硝烟，但不减凶险。在战争时，舆论战场打的是“民心之战”。舆论战与普遍意义的战争一样，具有敌我冲突本质、幕后政治目的等基本属性[5]。舆论战相比于战场上的钢铁碰撞，更像是“软刀子杀人”，有时更具有危险性，它对于国家和集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战场上乏力就会挨打，在舆论上失声就会挨骂。第一次车臣战争时，俄罗斯政府因为舆论战场的失利，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严重影响了真实战场上的作战。

　　在军队内部，舆论的失利致使战争思想动员不到位。俄联邦上至军政高层，下到普通官兵，都有许多人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在车臣共和国境内动用联邦军队的武力是否合法？一些高层将领和基层指挥官因为这个顾虑而拒绝执行命令甚至辞职，比如国防部副部长格罗莫夫等人。其实“合不合法”毋庸置疑——打击地方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就是最大的“合法性”！然而，彼时俄军的思想动员却做的并不到位。对战争本身的怀疑使得作战人员从一开始就缺乏一击必杀的决心，而代价就是不断加重的伤亡。

　　在国内，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出兵车臣，政府陷入被动。宣传不到位、舆论场失声，再加之经济萎缩、生活水平下降，促使国内形成了一股反对政府出兵车臣的舆论浪潮。政界的自由派、亲西方势力、人权组织、“精英”学者抨击政府，不少民众上街游行抗议，甚至部分民众直接沿途阻拦俄军进入车臣。1995年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和后来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更使得民众反战情绪高涨。这一浪潮促使俄政府不得不签署协议，第一次车臣战争草草收场。与此相反，车臣非法武装从一开始就不断运用广播等媒介号召民众“捍卫国家独立”，增大了俄军完成战略目标的难度。

　　在国际上，在西方舆论攻势下，俄罗斯压力倍增。战争开始时，面对西方的谴责，叶利钦强调，任何人“都无权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指手画脚”[6]。然而，西方国家依旧在舆论上支持车臣争取所谓“自由民主”或“民族自决”；一些伊斯兰国家更是表态，支持车臣非法武装与俄军作战。国际舆论场上的被动，无疑增加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压力。

　　在吸取了此次战争教训后，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联邦政府在舆论战场上作出了不少改进。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反恐、反分裂的正义性，回击西方媒体的抹黑，给车臣非法武装施加心理压力。这些措施，成功改变了俄罗斯被孤立状况，为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作了舆论上准备。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现代战争中，战场早就不只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延伸到了认知领域，这亟需舆论战线发挥重要作用；运用和应对舆论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国际地位，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心向背，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面对地方分裂势力，如果采取短视和妥协的策略，就会导致问题长期化、复杂化，甚至威胁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坚决打击分裂势力，坚持长远的国家利益，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的选举制度，与生俱来就带有一个缺陷：将政党利益、个人利益凌驾于真正的公共利益之上，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甚至会成为竞选的装饰和被牺牲的代价[7]。这就带来一个十分恶劣的影响——短视。政客们往往为了自己及所属政党的短期利益，如胜选等，而舍弃真正利国利民的长远利益，有时甚至不惜对敌对势力妥协。采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俄罗斯也难以逃脱这一命运。这一点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1996年是俄罗斯的大选之年。此时叶利钦面对的不仅是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而且还有伤亡惨重、无休无止的战争泥潭，以及由此引发的日益高涨的不满之声。这些正在将叶利钦的总统生涯带向终结。增加连任几率，须得结束战争。但是战争已绵延近两年，俄军迟迟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为确保胜选，叶利钦与车臣方面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和平协议》，战争草草收场。最后，叶利钦连任了，国家却留下了一个随时可能再次爆炸的火药桶。

　　根据协议，将车臣地位问题搁置五年再讨论，这实际上是联邦的妥协和让步。政客的短视无疑为战争的再次爆发埋下了祸根。车臣非法武装认为，这种实际上的“独立”状态是通过两年的苦战“争取”来的。为获取更大的“独立”，车臣非法武装自然会变本加厉地开展武装分裂活动。于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后，马斯哈多夫等人为首的新的车臣非法武装领导集团，一方面不断推动俄罗斯在车臣撤军，另一方面将联邦政府以重建名义拨付的大量钱款，用来恢复和壮大军队，准备再次和俄联邦军队一较高下。与此同时，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的三年，车臣分裂分子在俄罗斯各大城市制造的恐怖袭击也层出不穷。地铁、商场、街道等人流密集处，很可能上一秒还热闹非凡，下一刻就血肉横飞。这些恶果，与对分裂势力打击不彻底、不坚决密切相关。

　　与此相对，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之际，时任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普京就表示，“俄罗斯领土完整不可能是讨论的问题”，对待车臣非法武装“如果今天不动手，明天损失会更大”[8]；“如果在机场抓到恐怖分子，就把他在机场枪毙，在厕所抓到恐怖分子，就把他溺死在马桶里”[9]。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对车臣分裂势力的打击比较坚决，最后基本毁灭了车臣非法武装。战后，面对更为隐秘难防的恐怖袭击事件，俄联邦政府则继续维持高压态势，局势遂趋平静。

　　从上述分析可知：对待试图分裂国家、危害民族根本利益的敌对势力，妥协只能使其更加猖狂，必须坚决打击，直到将其彻底摧毁；领导层在制定国家策略时，应以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为重，以国家和民族为重，避免因短视或眼前利益，为整个国家的发展留下隐患。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第一次车臣战争发生于30多年前的俄罗斯，却足以给当今世界留下重要启示。领土广大、民族众多、面临复杂环境、志在崛起的大国不止俄罗斯一家。吸取经验和教训，结合自身的实际，维护国家统一，车臣之“鉴”才能真正照亮前行之路。

参考文献

　　[1] 林志远.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联邦主义的经验和教训[J].战略与管理，2003（1）：82-83.

　　[2] 左凤荣.俄罗斯争主权：苏联遭受致命打击[N].东方早报，2011-12-28.

　　[3] 洪海军，范建中. 车臣问题对俄罗斯联邦制度的挑战[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6）：78-79.

　　[4]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M].骈宇骞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15.

　　[5] 陆丹云，李雪莹，谭光裕. 舆论战的话语深层结构和语境重构趋向[J].情报杂志，2024（3）：144-145.

　　[6] 丁晓星. 车臣问题的国际影响[J].世界知识，2003（17）：28.

　　[7] 魏南枝，黄平. 西方“民主赤字”背后的制度性缺陷[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5）：90.

　　[8] 刘啸虎. 普京的铁拳[M].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44-49.

　　[9] 唐思. 论普京政府的国内反恐政策[D].湖南师范大学，2017：51.

　　（作者简介：刘培岳，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本科，研究方向为新闻史、世界史；李光鹏，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