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白马”的女政委

　　1905 年 10 月 27 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地主家庭。她原名李坤泰，又名李淑宁、李一超，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七。她的父亲李鸿绪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来自学中医，为乡亲们看病。母亲一直在家操持家务。

　　1926 年，赵一曼进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市第二中学校）读书。受到她的大姐夫、革命先烈郑佑之（曾任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首届委员，人称“川南农王”）的影响，赵一曼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同年 11 月，她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来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她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工作，改名为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1934 年7月，她在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领导抗日斗争，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抗日将领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在当地百姓的眼中，赵一曼是一位传奇般的英雄，人们称她是“红枪白马女政委”，战士们也亲切地称她“李姐”。1935 年，赵一曼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这年 11 月，她率领部队与日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了。

　　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赶紧找了一名军医对她的腿伤做了简单的处理，然后连夜对她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可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剧烈的伤痛，大声怒斥日寇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就用坚硬的马鞭杆狠戳她腿部的伤口。赵一曼痛得几次昏厥了过去，但是醒来后，她咬着牙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抗日！”

　　1935年12月13日，赵一曼腿部伤势加重，生命垂危。日军明白她知道党组织的很多秘密，为了得到口供，就把她送到了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赵一曼在医院治疗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两个有正义感的同胞深受感动，他们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的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把赵一曼背出了医院，送上了事先安排好的一辆小汽车里。然后赵一曼辗转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

　　三天后，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了日军和汉奸的手中。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施行了更加残酷的刑讯。根据后来发现的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军警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施行的酷刑有几十种，还动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但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除了“不知道”三个字，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就义前写下的“示儿书”

　　1936 年 8 月 1 日，赵一曼被押上了去往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从她这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情报，肯定是要对她下毒手了。这时候，她想起了远在武汉的儿子陈掖贤（小名“宁儿”）。于是，她第二天就向押送她的警察要来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遗书。

　　从这封遗书里，我们看到了赵一曼为了祖国、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宁死不屈、虽死犹荣的坚定信念。信中也满含着她对儿子的愧疚、期望和祝福。


赵一曼与儿子陈掖贤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抗日英雄赵一曼与她的儿子陈掖贤唯一的合影，在赵一曼纪念馆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复制件。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从事抗战工作。赵一曼深知，经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家人再见。但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她毅然决然地抛下了刚满周岁的幼子，奔赴东北抗日前线。临行前，赵一曼带着儿子到照相馆拍了这张母子二人唯一的合影。由于“赵一曼”是化名，陈掖贤直到 20 多岁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

　　在给儿子写完遗书的当天，赵一曼就英勇就义了，年仅31 岁。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总司令为赵一曼写下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为了纪念她，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把东北烈士纪念馆（曾经的伪满哈尔滨警察厅）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一曼街”。


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手抄的遗书 赵一曼纪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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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纪念馆

　　漫步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山麓的公园中，你就会与赵一曼纪念馆相遇。红墙黛瓦的纪念馆其实是在明清时期木结构建筑——翠屏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

　　这里珍藏着与赵一曼相关的文物、资料 720 件，其中珍贵文物 80 件。进入纪念馆的大门，我们就来到了序厅，这里陈列着老一辈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为赵一曼写下的题词和颂诗，表达了对她无尽的敬仰和深切的缅怀。在第一展厅、第二展厅，我们可以看到赵一曼的珍贵遗像、遗物，从而体味她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

（特别鸣谢赵一曼纪念馆提供所有图片）